亚美体育5月7日在杭州举行2023西湖论剑·数字安全大会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、中国发展研究

　　他指出，发展实体经济发展的重心要转向数字化实体经济。如何促进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，需要关注并搞清楚以下几个问题：

　　第一，重视实体经济并非固守传统实体经济，排斥数字化进程。这些年强调发展实体经济，是针对所谓虚拟经济出现的问题而提出的。这里所说的问题，首先是过度金融化，如房地产被当做投资品过度炒作，金融活动的过度自我循环或“内卷”。还有一种情况，是信息化和数字化的快速发展，被有些人视为偏离实体经济的虚拟活动，如有人认为电商平台发展挤垮了大量传统商铺，也是对实体经济的冲击。

　　“由此能否引出不应该发展金融和的结论？显然不能。”刘世锦说，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，数字经济发展是大势所趋，这些均为有充分理论和经验依据的社会共识。问题就聚焦到金融如何为实体经济服务，数字技术如何与传统实体经济有效融合。

　　刘世锦说，应当明确，我们强调发展实体经济，并非简单回到传统的实体经济，不是仅重视发展物质形态生产，不是把所谓的“硬科技”与“软科技”对立起来。事实上，传统实体经济已经大量过剩了，再多生产未必有市场需求和竞争力。我们面对的实际上是两种不同实体经济，一种是传统的竞争力下降、过剩严重的实体经济，另一种是数字化赋能、生产率大幅提升的实体经济。面临的真正挑战，是如何加快实现由传统实体经济向数字化实体经济的转型。

　　第二，实体经济数字化转型的重点要由消费到生产，重视发展数字化智能化供应链，拓展更多的数实结合的应用场景。近些年数字经济的发展主要分布于零售批发、社交媒体的领域，以面向个体为主。或者说，集中于产品生产出来后，如何到达消费者的领域。下一步，重点要逐步转向产品的生产过程。如果说消费和流通领域的数字化是序幕的话，生产领域的数字化才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大戏，也才能实质性提升实体经济的质量、效率和可持续性。

　　第三，用发展的观点看待和解决数实结合中的矛盾问题。数字经济时代的来临，是一场从消费到生产，从生活方式到生产方式、就业结构、产业组织结构在内的巨大变革。这场变革也会带来经济学上称为“创造性破坏”的冲击，短期内部分领域和人群处在不利位置，比如，正如前面提到的中小商铺乃至大商场受到电商平台的影响。历史上几次大的产业革命都出现了类似现象，如蒸汽火车出现后对马车造成巨大冲击，但人们已不可能回到马车时代。

　　另一方面，数字经济的发展更多带来的是降低生产和交易成本，增加消费者的选择和福利，是以往所没有的就业、创业和发展机会。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，我国灵活就业人数已达2亿，其中增长最快的是外卖骑手、网络主播等数字经济领域的从业者。数字经济有很强的普惠性，对缩小收入差距、推动“共同富裕”发挥了巨大作用。

　　数字经济带动了平台企业的快速扩张，而平台企业规模比工业革命时期的企业规模要大得多，具有赢者通吃的特点，不可避免地会引起市场秩序、企业组织乃至社会结构的不平衡，也会引出不公平竞争、损害消费者利益等问题。对数字经济发展中的这些问题，要用发展的观点来看待和解决。

　　刘世锦指出，这里有两次含义，一是这些问题是数字经济发展以后出现的，不发展就不会出这些问题。但能不能不发展呢，不能，因为不发展才是更大的问题。二是对这些问题的分析判断，要有长远战略眼光，实事求是，对症下药，促进数字经济更加合乎规律、更有活力、更可持续的发展，而不能放慢脚步，更不能后退。

　　刘世锦提出的第二个话题是，正确认识和发挥资本作为生产要素的积极作用，促进数字平台创新发展。

　　第一，资本不等于企业家。一种相当流行的观点认为，办企业要有资本，有资本的人就是企业家。改革开放以来，大批成功的企业创始人，开始的时候白手起家，企业成功主要靠的是他们的眼光、判断、胆略和执行力，也就是所说的企业家才能或企业家精神。反过来，有资本的人愿意把钱给他们，看上的也是这种企业家才能，这样才有了融资渠道和资本市场。企业家才能是非常可贵和稀缺的资源，我国正处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阶段，企业家的优化配置资源能力、创新能力比以往更为重要。如果由于规范资本而误伤企业家，不论对短期稳增长还是长期发展都会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。

　　第二，对各类资本应一视同仁。不论内资外资、国资民资，在规范资本这个议题上，要平等和公平对待，谁有什么问题，就解决什么问题，不能搞公开或隐形的所有制歧视。

　　第三，如何设置“红绿灯”。“红绿灯”是引导规范资本行为的通俗说法。设红灯的典型办法是设置负面清单，什么事情不能做，底线在哪里，都讲清楚了。设绿灯的重点是指方向，提出大的方向和目标，也要防止回到政府让干什么才能干什么的老路。在生产什么、如何生产的问题上，通常政府并不比企业更聪明、更了解市场情况，也不会承担决策失误、陷入困境的责任。这些年并不少见的情况是，政府倡导的产业，往往是一哄而上、资源错配、产能严重过剩。更要紧的是，创新是做以前没有做过的事情，而政府不大可能审批以前没有见到过的项目，否则，创新的大门也就关上了。

　　因此，设置“红绿灯”，关键还是要摆正政府和企业、市场之间的关系。政府重点是指方向、划底线，如何生产、如何投资、如何创新之类的决策权，还是要交给企业，使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。

　　刘世锦提到的第三个话题是，把握好数字经济发展和安全关系，抓住用好战略机遇期。如何平衡和处理好数据产权保护、安全与利用的关系，他提出三点意见，一是坚持用足用好各类数据资源、加快发展我国数字经济的目标导向。政府在推动数据流通和市场化建设上要起带头作用。政府部门之间、政府对社会的数据阻隔依然是当前数据流通中的突出问题。二是在数据产权保护和安全上守住底线、放活渠道，注重运用隐私计算等新技术解决数据利用和安全的两难问题。三是在数字治理与管理机制上允许鼓励地方和企业积极探索。对数据流动的管理监管不宜“一刀切”，可在若干城市开展试点，允许不同模式的探索与比较，比如现有的地方法规或政策中，有的侧重于数据生产者权益保护，有的侧重于政府数据安全和消费者权益保护，各自都有理由和特点，还可以在实践中看一看再做评判。